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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杠玩法:视点 | 程大中等: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自贸区发展:内在机制及对中国的启示

时间:2017-9-11 18:09:05  作者:  来源:  查看:36  评论:0
内容摘要:作者程大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教授;姜彬,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博士研究生;魏如青,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博士研究生。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国际分工格局出现重大转型,全球价值链(下面简称GVC)分工模式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新常态。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分工演...
作者程大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教授;姜彬,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博士研究生;魏如青,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博士研究生。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国际分工格局出现重大转型,全球价值链(下面简称GVC)分工模式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新常态。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与自贸区(下面简称FTA)发展互动机制的视角,分析在GVC分工背景下FTA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逻辑;以此为基础,探讨中国应该采取的FTA发展战略。
一、全球价值链分工:涵义、范式与趋势
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等相关学科中,“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三个关键词经常会出现,它们有着较为明确的界定,彼此之间既有联系,也存在差异,而且都可以冠以“全球”二字。“产业链”(industrial chains)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之内、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不同产业/行业/部门(需要基于一定标准划分)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和经济纽带(前向或后向关联)而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形态。“价值链”(value chains)是指一个产品或服务在从概念到最终使用(但不限于最终使用)整个过程的所有活动或任务(包括研发、设计、生产、市场营销、分销和售后服务等,且可以尽可能细分;这些活动可能由同一家企业完成,也可能由不同企业协同完成;既可能由一个国家内部的一家或多家企业协同完成,也可能由多个国家的多家企业协同完成)所创造的价值而形成的链条式形态。“供应链”(supply chains)则是指围绕核心企业,通过对商流、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而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以及最终用户联成一个整体的功能性网链结构,从而完成从原材料采购到中间品和最终产品制造、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整个过程。
目前,世界经济和国际分工已经进入到一个以价值链和产业链分工为主导模式的新时期。这一分工的基本范式可以用图1加以描述。我们从四个维度来理解这一分工范式。

首先,从中间品的角度看,生产某一最终品(比如在国家3生产的轿车)需要投入各种中间品(车身、发动机,以及商务服务等服务性投入),这些中间品可能来自不同国家(国家3自身、国家2等)的不同行业或企业,而这些中间品(比如车身)的生产可能需要进一步投入中间品(比如塑料、金属等)。这就形成了全球产品链或产业链。
其次,不管是最终品(轿车)还是中间品(车身、塑料、金属、商务服务等)的生产,都需要投入初始要素包括资本和劳动力,这就形成了增加值(value added),或者说这些最终产品和服务、中间产品和服务都含有来自不同国家/行业或企业所贡献的(直接或间接的)增加值。这就形成了全球价值链。
第三,实际上,每一种产品或服务(最终品或中间品)的生产都可能存在一系列的工序或活动,包括概念、研发、设计、制造、营销等环节,这些环节都可能是跨国化的。这就既涉及价值链,又可能涉及产业链与供应链。
第四,尽管各国(地区)的不同行业或企业都可能会参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分工,但是各自的参与程度、所处的分工位置以及所贡献的增加值都可能是不同的,各国、各地区的价值链和产业链的国内环节(domestic segment)与国际环节(foreign segment)也是不同的。
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微观基础是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MNCs)。这一分工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企业生产活动和生产过程的分散化(disintegration/ fragmentation),具体表现为:企业通过FDI或非股权模式(NEMs)如外包(outsourcing)等途径将其不同的生产阶段布局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禀赋等方面的跨国差异而产生的商业机会。这样,一种产品的生产往往由多个经济体的多家企业协同完成,其不同生产环节及其增加值是在不同经济体实现的(如图1所示),由此产生的贸易被经济学家们称为增加值贸易(trade in value-added,TiVA)或者任务贸易(trade in tasks)。比如,有很多只是在中国完成加工装配的产品标有“made in China”(“中国造”),但实际上应该是“made in the world”(“世界造”)。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演进正在引发世界经济关系的变革,世界上几乎所有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这一新的国际分工与专业化格局之中。这种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贸易与投资模式,一方面对已有国际经济理论与统计提出新的课题,比如需要引入增加值贸易(value-added trade)统计方法,以弥补传统海关总值贸易(gross trade)统计的不足,从而能够全面评估一国的对外贸易绩效和贸易平衡状况;另一方面也有着非常不同的经济涵义与政策启示,比如对就业、福利、汇率等方面的影响。
二、FTA区域之一兴起与WTO多边体制边缘化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尤其是在最近十年,以有关经济体签订区域贸易协议(region trade agreements,RTAs)或建立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显著特征。这一特征并未因为这次尚未结束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有所改变。截至2016年,向WTO报告的自由贸易区个数累计达600多个,其中400个已经付诸实施。另外,还不断有自由贸易区正处于谈判或考虑之中。目前,除蒙古和毛里塔尼亚以外的其他所有160个WTO成员都参加了至少1个自由贸易区,有的WTO成员(如西欧地区国家)参加的自由贸易区数量甚至超过40个(见图2)。
在以FTA快速发展为特征的区域主义兴起的同时,我们又看到另一番景象,那就是WTO多边体制的边缘化(marginalization)。WTO于1995年1月1日正式成立,标志着现代多边贸易体制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但这样的体制是残缺不全的,因为迄今为止它无法覆盖到多边投资领域;此外,这样的体制也日渐陷入停顿,特别是随着“多哈发展议程”(Doha Development Agenda,DDA)谈判陷于僵局,WTO体制很可能因为这一局面持续下去并进一步恶化而变成“僵尸”。所以,WTO多边贸易体制被边缘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

我们还应该看到,与WTO多边体制边缘化相伴而生的是区域主义的多边化(multilateralization)趋势。美国等国的战略动向尤其反映了这一趋势。继在北美大陆先后于1989年建立美加自由贸易区(CUSFTA)和1994年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之后,美国就开始在亚太地区推动实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即TPP及其扩容。TPP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程度大大高于目前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自由化的程度。与此同时,早在2013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正式展开“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即TTIP的谈判,以最终建立美欧自由贸易区。尽管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命令退出TPP、并声称要把重点放在双边谈判上,但事实的发展可能并非如特朗普所希望的,因为这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如果把TPP、TTIP和NAFTA加起来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庞大的、由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主导的自由贸易区集团,这将是一个崭新的、更加开放自由的多边体制。到那时,目前的WTO体制必然会被这些国家抛弃或被作为最低限度开放平台。试想,早在1947年,GATT的创始缔约方也就只有23个国家,但却逐渐演变成目前囊括162个经济体的全球多边体制。以史为鉴,可以明白美国等国的战略动向意味深长。
FTA区域主义的兴起与多边化趋势,既给WTO多边体制带来机遇,也同时带来了挑战。两者之间的内在冲突与互动发展,构成了全球经济贸易的制度结构转型机制。特别地,FTA区域主义的优惠贸易与投资安排直接促进了区域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从而成为世界经济与贸易迈向全球经济一体化或多边主义的“垫脚石”(stepping stones)。这也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实行自由贸易与投资比较渺茫的情况下,有关经济体之间先进行区域性的自由贸易与投资,则是一种次优选择。这种选择实际上具体反映在有关经济体所采取的对外贸易与投资政策之中。所以,FTA区域主义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摆脱WTO多边体制所遇到的障碍甚至停滞,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倒逼机制,从而试图解决多边体制的现有问题、突破现有的障碍。但如果这一倒逼机制不起作用,则区域主义很有可能发展成新的多边主义、生长出新的多边体制。这就是区域主义的多边化。如此不断演进,从而在多重框架内形成区域性安排与多边体制互动发展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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